tbd 但是，收集、调取证据毕竟涉及有关个人或组织掌握的信息，有关个人或组织程度不同地受到调查权的约束。
[25]参见前注(24),陈征文,第98-109页。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仅认可征收和征用这两种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方式。
[14]在个案当中，特别平等权应当受到比一般平等权更高强度的保护。而对那些具备宪法正当性的征收，国家可以实施，但必须给予补偿。[33]类似观点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22-144页。来源：《荆楚法学》2023年第3期。[32]参见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27-37页。
较之于西方国家宪法中未明文规定的给付义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权原则上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预测决定应当采取可支持性审查模式。不同于前面着眼于宏观上定性的合理联系，明显不合理着眼于微观上定量，该量的上限取决于被规制行为存在转化的可能性——即只要某行为可能从合法转向违法或者具有性质发生改变的现实可能性（可基于以往发生的概率作出判断），则该项权利就可被未超过明显不合理的措施限制。
因此，紧急情况和紧急状态是不同的，从发生顺序来看，紧急情况并不必然导致紧急状态，但发生紧急情况是决定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逻辑前提。其次，紧急情况的具体判断标准因情况而异。尽管其可能限制公民某些自由，但同时又是必要的。在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下，该宪制责任理应由作为特区首长的行政长官来承担，相应地，与维护香港本地安全有关的处理紧急情况的立法权也应被赋予行政长官。
第四点和第五点具有本质上的关联，特定措施的合理性进一步量化为相对法益间的合比例性或平衡性。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实施的及时性与民主性的矛盾，从广义上来说包括紧急立法权与一般立法权或者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关系，但在紧急法场域内，其主要属于实体方面（权力配置） 的内容，不在此赘言。
而法律状态是有权机关根据事实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法律拟制状态，是法律主体理性决策、创设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结果。然而，专业性是用来辅助及时性的，不能产生直接的制约效果，否则专业性与民主性无异。专业性具有知识的优势，虽然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但可以降低及时性犯错的可能性，从而缩短及时性与民主性的鸿沟。（二） 行政长官紧急情况判断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情况判断权的关系依据基本法第18条第4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的前提是香港发生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是否发生了动乱实质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情况判断权。
所以，实施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及时性优先于民主性。麦迪逊在美国制宪时直接呼吁人民对议会（立法机关） 的专断或暴政加强警戒，全力提防。如何判断是否发生了紧急情况。紧急情况下以法院为中心的进路是短视的，因为法官们对香港安全的需要不甚了解。
中英两国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标志着香港回归祖国正式进入过渡期。如果法官仅着眼于法律，而不考虑和区分事实，甚至故意对事实视而不见，那该做法不仅反映法官的机械与懒惰，更反映法官的偏见与专断。
进入专题： 紧急立法权 行政长官 。从功能上来讲，前者对后者起到参考作用。
前者显然有很大风险，一旦开启将导致香港重大宪制危机。对于第一点，主流学说和实践承认权利应分为可限制权利和不可克减的权利，紧急措施只能涉及前者，不能限制后者。紧急情况无论源于自然原因抑或人为原因，必须是客观发生了的，而不是臆想的。香港法院的合基本法审查实践推动形成了具有香港特色的比例原则，原讼庭的判决对此展示了比较清晰的判断结构：（1） 涉及的是否为可限制权利。惯常模式主张法律不区分常态和紧急情况，若出现紧急情况，也要严格执行现行法律。（3） 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实施难点及如何解决。
立法会审查行政长官的紧急立法是法定职责，应得到切实履行，否则有违代议制基本精神。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可能是案件的公正难以保证，潜在的后果是法律可能失去进步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司法权，宪法的指导作用顶多只能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采取行动。这一阶段的紧急立法具有试验性，在没有实践认识与共识的前提下，香港立法会很难去尝试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借立法会缓解社会争议。这两种后果并非绝对是递进关系，后者有可能直接发生。
第二，前者并不排斥后者。如此一来，若国家不复存在，那宪法或法律本身还有什么意义？这种机械、僵化的紧急法律模式无法适应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政治决断更换了《紧急法》的宪制基础，使其在保留形式连续性的同时获得新的正当性根基。调适模式认为紧急权力是必要的，应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附属法例的这种权力配置结构体现了行政与立法的制衡关系：一方面体现了香港政治体制的行政（长官） 主导之特征，另一方面体现了立法会对行政一定程度的制约。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政府可依法采取预防行动阻止情势的发展，除非有证据证明政府有不法或积极追求情势恶化，否则该前期行动责任（即使是政策失误）可在紧急情况的判断中予以豁免。
因此前者并非后者的前提，若前者没有及时作出，后者基于国家理性不会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它就剥夺了对它自身以及对香港而言都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即该试验对于自由、隐私、安全、多样性或其他价值的后果。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政长官对立法会的示弱，其目的有二：尽快出台《禁蒙面法》。（5） 其在促进的社会利益和对受保护权利的侵害之间是否已经取得合理平衡，特别是要考察追求社会利益是否给个人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波斯纳认为这个平衡之点决定着权利的最佳范围，且随着对自由和安全的威胁的起伏变化，这一点将持续不断的转变。因为，一方面紧急情况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变化且往往是恶化的，若紧急立法仅针对当前情况，满足遏制当前情势的合理需要，使追求的社会利益与限制的个人利益保持平衡，那其势必赶不上情势的变化。但这对处于紧急情况下行政长官实施紧急立法权而言是不合适的。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前文主要对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权源进行了探讨，下面拟进一步从一般法理论述其必要性与正当性，为基本法框架下的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提供理论支撑。
可行的措施是将对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司法审查局限于具体个案，而不是对其进行抽象的整体的模糊的判断。波斯纳进一步指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无法正确地确定这一点。
而《紧急法》第2条第3项规定只有行政长官有权以命令的形式终止附属法例的效力。而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属于规范性概念的范畴。
然而，事实上，《紧急法》制定的时候还没有行政长官，立法会产生于香港回归之后，在前的《紧急法》如何规定在后的立法会授权行政长官？人们可能会认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挥了作用，即《紧急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后采纳为香港特区的法律，相关主体因此发生法律意义上的衔接延续效果。第二，尊重香港行政主导体制。
